法学论坛

“个人利益”像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总是萦绕在思想徘徊着的中国人心中，这不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问题，让我们对之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热情。当代的中国人总是沾染上点“激进”的味道，就如同一种对“革命”的情绪，“放”就过于张狂，“抑”则过于沉闷。而我认为这都不是正确的评判态度，达不到那种静看风云的层次和境界。因此我想尽可能地静下心来，用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这一问题或这一现象，作为一种自我的反思以供大家批评。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马克思主义便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精髓纳入了中华大地，犹如“唐僧”般的先驱者们将一系列的思想内容或照本宣科或生吞活剥或归纳概括湖与中国融为一体，用不同的方式烙刻在了大小不同的中国人群中。从此集体主义的思想便成为众多“星火”中的一盏。开始了他的燎厚历程。无论是大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经久不变的爱国统一战线，大生产运动，全民所有制，大跃进；还是小处的拾物交公，克己奉公，集体利益第一，个人服从集体等等，在政治体制、文化心理、各个领域“集体观”风起云涌以不可比拟之势摧枯拉朽一举歼灭自私、自利、自用、自享，用大大小小的“帽子”一棒子将“个人主义”打死。我们不可否认以“集体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团结一致救亡救国恢复经济，重建祖国和消除小农生产的狭隘封闭观念，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起到了决定作用，但是30年的狂热之后在极端的“集体主义”的泯灭人性、无视个性、严重挫伤人民生产积极性、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后，我们还不应反思、反省吗？当然这种反思应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分析，而不是受压抑者的一种反攻倒算、扬眉吐气，那必然将会从”跷跷板”的这一头一下子就跷到那一头去了，这种左右扯动的内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我真希望的是从历史的合理性、现实的存在性和未来的实用性等角度找出“集体”和“个人”作为两种价值导向的对立统一的切合点，找到最好的“治愈”方法来平衡国民心理，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从根源来看，“集体”是外来的，而“个人”是本土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外来文明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其突出代表--封建社会，再经济上是个体经济为主导；再政治上是集权专制的主流；再文化上是“修身”第一位，“齐农”次之，而“治国平天下”更是讲求的是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个体家庭的“孝”为先，而所谓“报国”实则“忠君”的“忠义”则是从“孝”中衍射出来的。由于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下，“个人”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内在品质、一种“国民性”了。而“集体”的故乡--西方则与传统的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的历史传统，文化结构与东方人有着不同的构造，他们更早的有着一种让较多人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法制，有让人们交流、契合的机会，以一种潜在的不断“分权”的形式延续着他们的政治生命和文化体制。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在百年的封闭、控制的愚民运动中，那种潜在的 “个人”意识不仅没有磨灭，反而孕育了一场更大的爆发，在退了数步以后却迎来了一次飞跃，这是让我惊异和不解的。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种自我苏醒的意志品行呢？没有一次次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将是怎样呢？当然整个世界都是在不断影响和动着的，中国同样也在影响着别人，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我想还是西方影响我们更多些。1848年《中国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种新的“集体观”产生了。在此之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是存在的，也是有历史作用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却是一种全新的意义。我所谓的“外来的‘集体’”则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我认为这种“集体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态度、生存态度，而不如更直接的说是一种斗争方式，是无产阶级的引路人马克思等人为弱小而充满朝气的工人阶级打败强大有产者而提供的一种有力的武器，是战争或斗争时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是一种屏弃个体、泯灭人性、忽视个人的“短痛”来代替受剥削受欺诈的“长痛”。因为本身就一无所有，除了受苦受难的生命以外没有任何可以舍弃的东西，所以工人阶级能够在这种“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号角下“勇于实践，敢于斗争”，用这种畸形的道德观念--极端集体主义去凝聚力量、反抗现实。可是我们知道战争年代于和平年代是不同的，激进的雅各宾派所采取的“革命的恐怖”和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的战胜共产主义政策是不能长期立足的。理智最终是将战胜激情的，饥饿往往会消除斗争的。在我看来，这种只要“集体”不要“个人”与希特勒似的只要“大炮”不要“黄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是它超出了民众可以承受的限度，再是最终也是不利于整体发展的，所以带来的必将是强烈的抵制和愤怒的反抗。先知似的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不幸的是在对它的“移植”过程中被中国的“酶”体强烈地刺激着而过度的催化了。

今天在我们评价“集体主义”思想的时候，如果不能历史的看问题，“左”与“右”都是难免的。在今天，从对追求物质利益“谈虎色变”极端集体，到“一切向浅看”的盲目个人，这种“跷跷板”式的路历程是“世界末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象我在这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它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更是一种文化问题，是中国人近代以来保守西方“两股风”吹吹又倒倒的“显影”。一方面党和政府的主流文化仍旧在处变不惊地贯彻着、输导；另一方面国门大开，良不齐的思想浪潮不时地让我欢喜让我忧，生理心理的双重刺激让毫无准备和理性批判意识的国民不得不迷茫而且沉沦在心底那种传统积习卷土重来，无异给本已在张望的中国人一份新的愁思。这样以来，在这个本来已是多事之秋的年代里古今的、中外的，如同大小不一的石块一样落在中国人的“心河”之中，溅起的是波涛、细浪、涟漪、水纹-----执掌国家牛耳的“集体”代表腐败无疑是给最大的集体——国家权威性的可信度的致命的打击；还有更多的下岗工人、待业学生、离职干部、转业军人被踢出“小集体”抛给“大集体”；“援藏”的清贫甘苦与“下海”的风起云涌，取舍的标准还是“集体”和“个人”吗；昨日的“无私奉献”和今日的“见义勇为”让大家对“集体”是看的更清楚了，还是更模糊了；多少个“秋菊”，又多少个“山杠爷”需要的究竟是“集体”的法律还是“个人”的道德；父辈的“养而为国”还是“养儿为家”与子辈的“为之”、“为人”还能否统一在一种“集体观”上了“集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与每个人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到底活着为准······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是社会中各个层面不同矛盾的体现，而在这种种现象之中，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让人们各归其位、各尽其职，既乐观又积极，既平等又自由地生活着呢，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做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使我们既有个体进步又有集体提高呢？不知这是否如同一种历史规律一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乱一治、治乱交替，也不知我是否在杞人忧天，但我希望人们的思想能尽快地摆脱混乱，清醒起来，能为中国人重树起一种道德标准、心理导向，在这种文化结构之后，用一种新的人文情操重塑国人。

做出了以上的反省之后，我认为只有将“集体”和“个人”二者有机结合，找到这个“跷跷板”的均衡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将合理的个人发展与必要的为集体服务统一起来，则需要这一种评判标准和机制来完成这种结合。

首先要站在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高度，用一切有利于种族不灭和繁衍为标准，对个人利益有必要的取舍。其次要用好法律和道德两种规范体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违法、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发展自我；同时阐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科学合理性，根除消极封闭思想。再次，精神文明建设各个领域要既严肃又活泼，具有一定的原则性，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改观世风。最后，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两套机体中的有志之士积极促动这场社会变革，努力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徐虎曾经这样说过：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什么时候，这能成为每个中国人反思的一句话，则善莫大焉。